【关键词】权利  法律  全球化  国际人权保护 ――――――――――――――――――――――――――――――――――――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我们无论是法律职业者还是非法律职业者，都无法回避法律问题。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别在2016年3月10日、2016年8月23日分两次发布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共20个，以规范地方各级法院的裁判行为。[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四个典型案例体现了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法院对这四个案件的裁判结果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

内容摘要：当下中国，司法裁判是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56] 参见翟志勇：《民族国家与法律政策——论普法的语境、困境与意蕴》，载许章润主编：《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历史法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3页。另一方面，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体现了法院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否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18] 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少民终字第6号黄俊与陈某某相邻纠纷案民事判决书。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在多数判决中，法院作出判决的直接依据依然是现行的法律条文，公共政策在个案裁判中仅仅起到的是一种背书的作用。

[12] 参见孟融：《论中国国家认同的法律维度》，载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1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129页。但这种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功能也引发了其在实践中的一系列困境。对于属于法源的规则，法律一般已经设定了法院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即在其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

这个更高的规范若作广义理解可以包括宪法和法律在内的上位法，也可以包括具有超越性的自然法理念。对于此类行政规则的尊重可以与对作为法源的行政规则的尊重整合为一体，共同以权威性效力概念涵射。[47]由一名理论权威提供的论断仍然需要接受实践或实验的检验方能成为定理，否则就只是一种意见。根据前文所举之例，我们发现权威性首先可以划分为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而制度权威又可以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法律之力除了表征规范正确性或者权威性的效力概念之外，还存在体现效力作用的约束力概念。三、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逻辑 本文对于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别的概括主要以正确性——权威性维度和服从——尊重维度为主，从此区别中可以推断出其他区别和结论。

甲认为税额太高，因为财政局没有考虑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2]另如《立法法》第79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对法院来说如此，对普通公民来说亦如是，因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公民可以通过制度允许的方式对相对制度权威的命令提出挑战，除非遇到绝对制度权威，他们才需要服从。后来的行政法院阐明，行政机关基于规范具体化的需要，所制定的环境安全或者科技安全准则，在性质上毋宁已构成所谓将规范具体化之行政规则，其内容必须被视为法的延伸，因此对行政法官而言也构成一定的法拘束力，从而具有降低法院审查密度的效果。

尊重的对象虽然也受拟制正确性的制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处在拟制正确性未能涉及的领域。[51]显然，相对制度权威所做出的规定在内容上并不一定是拟制正确性的展开，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服务性观念获得权威。如下句中使用的binding effect 即为此意：Confusion over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deference for a particular agency rule can translate into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at rule, while not technically binding, can have binding effect; the harder it is for a regulated entity to challenge a rule in court, the more compliant that entity will be. See Thomas J. Fraser, Supra note 28.这种约束效果发生于实然层面，类似于法律实效，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约束力。在这一时期，行政国家的概念被提出。

例如，鉴于牛顿在物理学研究中的卓著贡献，由他提出的新理论无疑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他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质疑者在此处所言的正确性并不是我们在上例中所说的那种自然意义上的正确。

不过本文所述的第二步判断并不是针对单一形式标准的审查，而是以一个梯度理性检验标准来衡量规则的权威性程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决定法院对待该规则的态度，这也是权威性效力概念又一重要的价值体现。这种区分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复杂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必要性。

或者仍然希冀以更具有包容性的法律效力的概念调和其中的龃龉。此处试图要说明的是，基于权威性效力和正确性效力来源的不同，两者可以相互分离，各自维持自己的评价标准，只不过如果对于效力的判断是明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探讨权威性效力。[13]合法行为发生说即对应前文所谓合法有效，违法无效一语，但也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问题，合法行为发生说虽然满足一种理论的理想，但是在现实中的效力却无法轻易地套用该种理论。比如在中国，法律的位阶高于行政法规，但对两者而言，现实中的司法尊重程度并无差别，法院均将其作为审判的依据对待。参见萨拜因，见前注〔38〕，页483。[44]（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页140。

将人民的决定与权威性和正确性联系起来是在晚近的政治理论中才产生的，这是一种社会契约论背景下人为的结果，并不反映权威性和正确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行政机关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应和它关于事实问题的判断一样得到法院的尊重。

正如前文所说，假如规范的正确性效力可以通过内容基本完成识别，那么再讨论权威性效力存在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会有人提出斯基德摩案所倡导的法院对待行政规则的模式已经反映出了对于法院过大裁量权的限制。

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464—468。这一结论事实上可以从本文先前对于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的区分之中推导得出，在理论上应是基本一致的。

是法源并不能保证该规范有效力，不是法源也不能说明该规范不具有权威性效力。规范具有效力则意味着所有主体必须要遵守规范的规定，因为规范本身乃是正确性的代表。[43]参见罗门，见前注〔36〕，页34。比如，原告认为环保署的标准过高，并在科学上缺乏依据。

[16]特定事实来源说刨除了法律效力中的内容合法性因素，将效力的来源定位于规范性文件产生的方式和规范性文件自身。比如规定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可以为社会带来基本秩序，强制要求缴纳养老保险可以消除风险偏好者老年生活可能面临的麻烦。

中国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非属法源的行政规则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指挥权分别对普通公民和下级行政机关发生作用，它们不同于行政法规和规章，对法院没有拘束力。以此处理法律效力问题，就表面上而言已不存在合法行为发生说中的合法性判断难题，因为此处的法律效力来源于清晰明确的事实，即制定者的权威或者制定的程序。

参见（美）杰弗瑞? A.西格尔、哈罗德? J.斯皮斯：《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沈明、刘哲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2。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

[22]对于不同规范给予不同程度的尊重这一思想的提出可参见沈岿，见前注〔7〕。当论述到法律效力的概念或其来源时，各家论者往往从各自接受的观点出发，分别阐述各自的理论。参见彭树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技术革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同时，从美国、德国和中国的司法实践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即便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无法在上位法中找到明确依据，法院对它们，尤其是运用专业知识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仍然保持了高程度的尊重，以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审查行政规则中的合理性问题。

所以，在本质上，权威性效力可以有大小的不同，并非一定要满足某个特定的条件。权威性效力的高低也是上述法院尊重程度不同的根源。

而当我们在权威性的维度上运用效力概念时，我们是指通常像这样制定出来的规范，无论其内容如何，人们都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原因在于该规范本身具有权威性。显然，实体正义未如效力那样确定前提条件，本身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15]沈宗灵，见前注〔12〕，页464。既然是价值判断，行政机关基于其丰富的经验，在权衡方面并不一定较法院的决定更不合理。